李强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会谈

来源：兼朱重紫网编辑：三声缘时间：2025-04-05 13:08:47

其习俗，其道德，亦为民族的，非世界的;为差别的，非普遍的;自无用其再述。

不师知虑，不知前后，魏然而已矣。又曰:绝圣弃知，大盗乃止;掷玉毁珠，小盗不起;焚符破玺，而民朴鄙;掊斗折衡，而民不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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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君上，明礼义，为性恶也。其论法，纯以客观的准驭事实，主观的执行法之适用，持干涉主义，以国家之力为制裁之工具。观诸以上所举，儒家之政治，在以身作则。此文摘录自张晋藩主编:《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》,第448-456页,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

且欧美各系，以个人为本位，我国以家族为本位。可见墨子，虽非法家，而其法学之思想，则倾向神意派，即为一尊天论者，神权之观念颇深，故中华法系之古代法虽不若欧洲法学派之含有宗教性质，亦属充满神权思想者，说其为宗教学派，亦无不可。礼之所以能有此种统一的规范之资格者，因儒家视为礼以义起，而义者事之宜也。

刑始于兵固如上述，其继也，则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，演成周初之礼治。且文字狱网重重密布，儒之贤者惟以朴学相尚，求其归宿而已!又何敢奢言其他哉?故纪昀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法令之属被收入者只有二部，存目亦仅五部，且曰刑为盛世所不能废，而亦盛世所不尚，所录略存梗概，不求备也。[[16]] 此处引文，应为杨义。是依然以法治与君治相混，与儒家之礼以严上下之分、重天人之辨、应尊卑之别为目的，在实质上又何异乎?然儒家之崇礼尚以上行下效为旨，以民之好恶为从;法家并此精神亦无也。

以治君子，故有赐死而无谬辱云云上疏也。法既为礼之补，明刑弼教之义由是而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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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立意虽在现代仍有相当之价值也。夫商鞅言法，自身不免车裂;李斯言法，自身不免族诛，世论非之，垂为深戒;秦最重刑立威，亡亦最速，儒家思想更觉合用;而法统既立终末见绝，且儒家对于律之存在不特无若何攻击，并思利用之，岂无故哉?汉兴以后，法家虽衰，而其支派之律家犹盛，萧何曹参皆系律家，其后治律有家，子孙并世其业，聚徒讲授至数百人，故张于二氏挈誉文宣之世，郭陈两族流称武明之朝,郭氏家世掌法，凡为廷尉者七人，河南吴氏三世廷尉为法名家，沛国陈氏亦三世明法，长杜钟氏门生千有余人，魏之钟繇钟会皆继其父业(见《南齐书·崔祖思传》及华峤《后书》。周称刑官为司寇，秦汉称理官为廷尉，犹含古义也。所谓法，所谓律，与礼为对称时，均含刑罚之意;刑律之外不再有法，有之。

三、儒家法学之经过儒家之礼刑合一思想，与其王道观念有密切关系，而以相反之霸道云云为攻击法家之工具。至于汉律种类既多，且皆失存，虽有佚文，莫能详考，固不足证明其礼刑合一之点是在。吕步舒决淮南狱，以《春秋》之义正之，天子皆以为是;张汤为廷尉，以儿宽为奏狱掾，依古法义[[15]]决狱，汤甚重之。故《中庸》有为政以礼为国以礼之论，而以礼者政之本欤是结;《荀子》有为政不以礼，政不行矣……治民不以礼，动斯滔矣之解，而以礼者政之挽也为言。

虽曰莽为经今文家所不喜，且易汉为新后，恐民不附己，遂踵秦辙，严刑峻法，失去儒家中心主张，以致无成;但后世刑律上三宥三赦及八议之制，托始于《周礼》而用之，实以莽为最先也。故政之不行也，教之不成也;爵禄不足劝也，刑罚不足耻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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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所谓缘人情而制礼，依人性而作乐，惟其近情性，故能通王道也;《孟子》所谓以德行仁者王，皆其证也。安石虽被后世儒家列彼为法家而攻击之，然其方案，则在实行《周礼》遗制，道必尊先王，言必称孔孟，至少亦必以儒家自附。

《论语》云:为政以德，《大学》云:德者本也,《孟子》云:以德行仁者王……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矣,[[4]]皆可取以为证。其在违反邦国之礼方面，如《左》庄二十三年曹刿曰:夫礼所以整民也，故会以训上下之则，制财用之节;朝以正班爵[[9]]之义，帅长幼之序;征伐以讨其不然。此不特法之与律,相互通常或运用之，且律又指成文之刑典而言矣。故儒家重其礼治，自亦盛称德治。《礼运》有言，礼义以为民纪……示民有常，礼也者，义之实也。国皆有法，而无使法必行之法，或因其受有儒家影响，亦自认为法非制治清浊之源，遂以无使法必行之法为叹欤!商鞅而后有李斯，斯之学说原出儒家荀卿之门，夫人而知之也。

取乎事之所宜，设而为礼，以为纲纪，名义上虽非法，实即法也。礼既在实质上为法，遂与所谓仪有所区别，古人亦详辨之矣。

(二)次就刑言刑为苗族所创，而非儒家所重。此后，儒派学者继起，或从而申明之，或推而张大之，于是经其渲染传播之结果，礼又一变而为国家及社会各方面之统一的规范。

他如董仲舒及以后应劭之《春秋决狱》更盛称于儒林也。四、儒家法学之批评儒家视礼为致王道之本，而以恃法为霸道之表现。

在昔，如汲黯之矫制发粟，如马援之送囚而纵，皆系著例。故其推崇礼治达于极端，有如《曲礼》所谓夫礼者，所以定亲疏、决嫌疑、别同异、明是非也。民事贵在道德之诱劝，使其人于礼之范围，民律不发达之故也。如何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?其始自应确认三民主义为法学最高原理，所以然者，三民主义为救中国建中国治中国之主义，本其理论创造法制，既能顺应时代而又适合国情。

顾此之所谓常，并非视为礼以行义、信以守礼之常，乃重于刑以正邪之常耳。且尝命儒臣四人，同刑官讲唐律，日进二十条，即其证也。

召武公所谓礼，国之干也;敬，礼之兴也，孟献子所谓礼，身之干也，敬，身之基也是。殆武帝时，表彰六艺更重儒说。

安石岂为奸佞，而以《周礼》乱宋也哉?实当时一般儒者皆于墨守旧制，不思革新，逼其使为乱也。观于梁武修律，物色久之，始得一无足道之蔡法度。

此系从冠礼、笄礼方面而知成年之制也。即有律矣，亦不必斤斤遵守，用法而不泥于法，反足以博社会之同情也。不过此种目的，儒家归于致王道之礼，已因时代进展而难拘守，则惟有在法学上另求所宗矣。试就法之本字为灋观之，平之如水，故从水，所以触不直者，故从去，其直以决讼治狱之事为言可知。

信也者不疑不欺，诚动于表也，实即竭诚守礼之谓。[[1]] 该文原载于《中华法学杂志》1936 年新编第1卷第3号。

是故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，实为今日国内法学家所应为之急务，俾数千年来之中国法系，赖有新的改进，发扬光大，而续其运命;彼回回法系、印度法系之衰微覆辙，中国法系当不致再蹈也。在昔中国人民对于在上者无宪法或权利保障法一类之要求，亦间接与儒家思想有其关系也。

其所有非违，及人之为恶而人于罪戾者，一断以律。霸道谓系春秋五霸所行之道，儒家认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，仅能以力服之，非能使其中心悦而诚服;凡有改法重刑者，遂一律归之于霸(道)予[[13]]以攻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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